星期四, 7月 05, 2007

升學的胡思亂想

最近又再想升學的事。今天上班不高興,默默不語,開口閉口都在嗆我的室友兼同事(很可憐!不過我開心就好,呵呵!)。不開心因為上面的人沒有好好溝通,辦事不利,常常害下面的人為他們操心和多作工,我非常討厭做是沒效率又要讓人多作工的人,又不能直接跟他們理論(也不想雞婆),所以好生悶氣...
剛剛看到這個覺得蠻有意思的,明天去書局找找看。
書名:華人組織行為:議題、作法及出版
編者:鄭伯壎、姜定宇
出版年份:2006年
出版社:華泰文化公司(台北)

【自序】

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浪潮的襲捲下,不少人信誓旦旦地預測全球各地的組織與管理將朝著聚合的方向行進。可是事與願違,由於各地文化與體制的差異,使 得聚合顯得困難重重,反而充滿著不少的歧異與發散。於是,在討論組織與管理課題時,情境就變成一項無法再被忽視的重要關鍵因素──當然,就歷史意義而言, 情境是完全不能被漠視的,理由是學者並不能擺脫其所處時代的烙印 ,而所創造的知識也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而已。就像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所說的:「詩人,與哲學家、畫家、雕塑家及音樂家一樣,在某個意義上是創造者;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則是時代的產物。即使是最出類 拔萃者,也不能逃脫此一主從關係。」詩人如此,組織研究者何獨不然。也許,這種影響可以用皮影戲來做比喻:情境脈絡就像一根根隱而不顯的細線一樣,牽引著 組織行為戲偶的演出。全球各地的組織往往在不知不覺當中,順應著所處的情境脈絡而展現出獨特的行為。因此,考察此一情境細線,已成為當代組織研究不可或缺 的一環。

可是,在體察情境脈絡的重要性時,卻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稱之為情境敏感(context sensitive)(或客位移入,outside in);另一種觀點則為情境特殊(context specific)(或主位輸出,inside out) 。講得更具體一點,情境敏感(或客位移入)是指立基於現有理論的角度,去探討理論在其他情境脈絡下的適用狀況;而情境特殊(或主位輸出)則立基於某一特定 情境下,去創發適用於此情境的概念與理論。對華人組織行為研究而言,前者指的是一種移植型的研究,旨在檢視西方理論在華人情境下的適用性與侷限性,用以修 正既有理論;後者則屬於一種內發型的研究,是以華人的組織現象為師,用以發展能夠貼切解釋華人組織現象的概念與理論。

顯然地,這兩種路線都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以情境敏感(或客位移入)研究而言,其主要長處就是能夠檢視既有理論的成立條件與理論界限,而能獲得一項放諸四 海皆準的跨情境理論,使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而短處則是這方面的研究議題與清單都是由西方研究者所發展出來的,不見得能夠恰如其份地掌握華人組織現象,所 處理的也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或與華人組織無關的議題,而無法搔著癢處;更可能是方枘圓鑿,而顯得格格不入。以情境特殊(或主位輸出)研究而言,其主要長處 是能夠發展契合華人情境的組織行為理論,而可對華人現象有最為深刻與貼切的瞭解;但短處則是在過度關注時,容易陷入學術孤立主義,而與國際脫鉤,忽略了許 多重大的進展。於是,可能重蹈西方先行研究者的覆轍,或錯走許多不需要再走的冤枉路,事倍而功半。而無可否認地,此一途徑也無法獲得適用於全球組織的一般 性法則。

至於在基本作法上,這兩種觀點亦各有所偏:情境敏感取徑的目的乃在學習西方既有的理論與方法,並找出理論的矛盾與不一致之處,進而修改理論,然後以英文 (或外文)發表於西方組織行為學的主要期刊當中;至於情境特殊方面,則以掌握華人社會、歷史及文化傳統為職志,找出攸關華人組織與管理的關鍵因素,並創發 契合本地的理論。出版時,或以中文撰寫,發表於華人社會本地的主要期刊;或以英文(或外文)撰寫,發表於區域研究的期刊當中。

換言之,前者對西方理論有最大的貢獻,後者則對華人現象有最貼切的瞭解,因此,這兩條路線應該都是不可偏廢的,而必須平衡發展。從過去學術發展的軌跡來 看,當兩類平行發展的路線開始匯流之際,往往可以截長補短、相輔相成,而可導致學術上的重大突破,並形成一條更為寬廣的學術長河。這種例子在學術發展史 上,俯拾皆是,不勝枚舉。例如,二次大戰前後,美國心理學被行為學派(behaviorism)宰制;而歐陸則受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的支配,當這兩者開始在美國匯聚之後,就導致了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另外,在美國福特汽車之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模式,遇到瑞典Saab汽車的擴大生產(enlargement production),再遇到日本豐田汽車的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模式時,亦都能碰撞出創意的耀眼火花,而使得工作設計的理論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而進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因此,情境敏感(或客位移 入)與情境特殊(或主位輸出),雖然緊張對立,但兼顧時,卻常常可以對研究者所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概念與理論,做出成功的挑戰,而可對組織行為知識做出最大 的貢獻 。

可是,就像許多學者 憂心忡忡指出的,在當前華人的學術界,過於偏向情境敏感式的研究,研究者努力移植且修改西方舶來的概念,而少有情境特殊性的研究,因此,已經導致整體發展 的不平衡。尤其是在當前華人學術界極度鼓勵SCI與SSCI的狀況下,此種失衡的傾向必然更加嚴重。於是,情境特殊性的研究乃乏人問津,甚至不少人以為進 行情境特定式研究,並以中文發表,乃是低人一等,且自形慚愧;反之,進行情境敏感式研究,以英文發表,則又以為高人一等,且自鳴得意。顯然地,這種心態不 但極為不健康,而且勢必戕害華人組織行為學的未來發展,並波及全球知識的創造。國內外有識之士,早就再三言明,指證歷歷 。

為了扭轉此一不健康的發展方向,我們「知難而進」,進行了長期的努力,特別強調情境特殊(或主位輸出)的研究取徑方式,用以探討華人的組織行為。此一努力 肇始於一九九○年代楊國樞教授所推動之「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而本書則淵源於2000年開始之「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總計畫」中的「華人文化與組織 行為分項計畫」。在此計畫項目下,研究者進行了四年的研究嘗試,總共執行了十五項子計畫,其中有些子計畫具有延續性,而累積了一些成果;有些計畫則在總計 畫的嚴格要求下與其他種種原因,而只進行了一年的探討,但亦有豐碩的收穫。針對這些成果,我們特別舉辦了一次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進行仔細的思辯與深度的反 省,並撰寫評論性論文,詳細鋪陳進行華人本土組織行為研究應有的策略與作法,此篇論文就成為本書第一篇的主要內容;而延續性計畫的成果,就成了本書第二篇 的主要內容,包括家長式領導(第二章)、差序式領導(第三章)、德行領導(第四章)及華人組織忠誠(第五章)等的議題,並進行了整合與總結(第六章)。第 三篇所屬的四章則呈現了單點突破的成果,包括華人人際衝突(第七章)、企業治理(第八章)、組織文化(第九章)及組織認定(第十章)等主題。

除此之外,在執行分項計畫時,亦多少觸及研究團隊的組成與成效的問題,這對當代學術研究而言,應該是極為關鍵的。理由是在當前知識爆炸與分工細膩的時代 中,研究者單打獨鬥的情形已經越來越少;反之,集思廣益且相得益彰的團隊合作卻越來越多。另外,每位研究者在參與各項大型計畫的過程當中,也都得面對許多 團隊分工與團隊運作的問題。因此,熟悉有效的學術團隊運作方式,將是落實研究、創發知識的終南捷徑──第四篇所呈現的四篇論文,都是與高績效研究團隊的理 論與實務有關,一方面鋪陳高績效研究團隊的理論概念與研究結論(第十一章),一方面則舉台灣大學通訊與多媒體實驗室(第十二章)、工商心理學研究室(第十 三章)及工研院創新研發小組(第十四章)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接著,基於知識傳播與知識交流的目的,研究成果必須要出版。然而,學術論文的出版,並不同於一般著作的出版,而有一定的條件與標準。這些條件對研究者而 言,也是必須耳熟能詳的──Anne Huff 就把學術論文的出版比擬為參與學者間的對話,而強調研究者必須要找出合適的話題,並凸顯個人對此話題的貢獻。在實作方面,則需要選擇四至五篇重要的代表性 論文,來做為對話的對象。因此,我們亦廣邀重要學術期刊的編輯,包括《中華心理學刊》、《本土心理學研究》、《應用心理研究》、《管理學報》、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等中、英文期刊的主編,來進行座談與演講,透過各位主編的現身作法,提供研究者投稿時的參考,這對處於出版或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工作者而言,應該是極有幫助的。因此,第五篇總共包括了三篇演講稿,包括中文期刊的投稿(第十五章)、英文期刊的投稿(第十六章), 以及一流期刊的投稿(第十七章)。最後,則以圓桌論壇的方式,針對研究議題的選擇與團隊運作的模式,由資深研究者引言,進行深入討論,並做為本書的總結 (第十八章)。

總之,本書旨在提供一張進行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化研究的藍圖,雖然並不完全,但盡量展現以下的特色:首先,將焦點集中於情境特定(或主位輸出)的研究方式 上,以扭轉現行華人社會組織行為研究的失衡與偏頗;其次,所有論文的撰寫者都來自海內外之主要學者,他們對華人組織學術的推動都不遺餘力;第三,這是科際 整合(interdiscipline)下的產物,涉獵的學科涵蓋了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管理、組織心理學、組織社會學、工商業心理學、社會心理 學及電子工程學等等的學科;第四,各研究論文展現了多來源與多方法的特色,來源涵蓋了組織、高階經營團隊、一般團隊及個人等分析對象,而作法則包括個案研 究、質化分析、文獻評述、問卷調查、歸納分類及情境故事等各式各樣的方法;第五,編輯主題由研究議題、研究團隊到研究出版,一氣呵成,而可提供一項「全盤 解決」(total solution)的方案,研究者只要按圖索驥,即可對華人組織行為的本土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視野,並且可以馬上動手去做。

「孤木難支大廈,眾擎易竟其功」,任何一本書的完成,窮一己之力常常是無法獲致的,本書亦然。因此,首先,我必須感謝另一位主編姜定宇教授,從編書的構想 提出之後,他就全力以赴,或找人謄稿、或動手翻譯、或協調連繫,著實案牘勞形,鞠躬盡瘁。樊景立與梁覺教授常常在課業與研究繁忙之際,絡繹於港台之間,使 位居海島一隅的我們,能夠擁有全方位的國際視野,他們是我們研究上的貴人。承徐淑英教授的慨允,將她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的精彩演講題材提供本書使用,使本 書的內容更臻完善;她為華人組織與管理學術所付出的時間與投注的精神,再再令人感佩。吳家麟教授只有在龍騰十傑演說時有過一面之緣,但在我提出要求時,卻 一口答應幫忙,令人銘感腑內;他所帶領的研究團隊,也為學術研究樹立了極佳的典範。當然,我也得感謝黃國隆、葉匡時、劉兆明、戚樹誠、彭台光、黃囇莉及任 金剛教授等諸位研究夥伴,在台灣,他們為華人組織與管理研究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在一時」,賴志超、王思峰、鍾昆原、劉世 南、郭建志、黃敏萍、吳宗祐、邱皓政、李志鴻、劉韻僖、周麗芳、鄭紀瑩、徐瑋伶、謝怡君、胡秀華、羅新興、林純安及鍾日皞都是後起之秀,感謝他(她)們的 積極參與,共襄盛舉。

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教授David Ahlstrom在葉匡時教授所主導之「華人企業治理研究」中扮演吃重的角色,他的加入讓華人文化與組織行為的研究更是生色不少。除此之外,本書如果有一 點成果,也應歸功於楊國樞與黃光國教授兩位總計畫主持人的卓越領導,以及李美枝教授的鼎力支持,沒有他(她)們,研究團隊是無法成形的。最後,感謝台灣大 學心理學系學生顏菱遠與楊雅之同學的謄稿、研究助理杜嘉佳小姐的打字,華泰文化事業的湯琬伊、陳惠雯、吳昭勳及張惠玲小姐的排版與校稿,她們都是促成本書 能夠快速出版的幕後功臣。

面對大中華經濟圈的悄然形成,其所展現的亮麗經濟表現,不但吸引了全球企業玩家的目光,而且使得華人組織行為課題很快取得了研究正當性,並成為舉世矚目的 焦點。可是與此光芒四射的熱點相形之下,華人組織行為的研究的確是冷場許多。不但嚴謹性的研究極為有限,而且本土化的華人組織與管理議題亦少有人嘗試,難 怪前美國《管理學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主編(2002~2004)Thomas Lee教授感嘆說:「雖然華人組織與管理的議題攸關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福祉,但此類研究尚處於前典範(preparadigmatic)階段,亟待探 險拓荒,開發不毛。」

記得1998年,在信義文化基金會捐贈「華人管理講座」給英國劍橋大學管理學院的典禮上,基金會請John Child 教授作專題演講,主持人台灣大學工業管理系翁景明教授在介紹他時,就戲謔地說:「我們現在請英國人來教導我們華人學習華人管理。」言下之意,是有一些不以 為然。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就華人組織行為而言,我們的確是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段路雖然漫長,但華人組織研究者卻也站在一個新領域的源頭,擁有 最佳的歷史機遇。但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把握機會,做出大膽的創新,努力開創華人組織行為的新局,並進而改寫組織行為學的歷史!


鄭伯壎
謹識於台北
IACMR年會南京苦熱歸來
http://www.psy.ntu.edu.tw/iopsy/performance-1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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